Simone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今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宦官王振仓促发兵50万，挟持明英宗亲征。兵至大同未交锋就撤退。王振又想炫耀自己,想让英宗“临幸”他的家乡蔚州，致使军队疲于奔命，劳累不堪，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也先率军围住，明军大溃，王振及各大臣死于乱军，英宗被俘，50万明军死伤过半，瓦剌军进逼北京。史称“土木堡之变”。
一
洪武二十一年，元顺帝妥欢帖木儿的孙子脱吉思贴木儿战败以后，北走土刺河畔，为其部下所杀。北元内部陷于混乱，分裂为三大部：鞑靼部，瓦刺部和兀良哈部。
在这三大部中，兀良哈部与明廷关系最密切，而鞑靼部势力最强大。“鞑，即蒙古，故元后也。”(《明史 列传215》)鞑靼仍传蒙古汗，从脱吉思帖木儿死后，又两世传至坤帖木儿。永乐元年，坤帖木儿为鞑靼别部首领鬼力赤所杀，鬼力赤去元国号，称鞑靼可汗。鞑靼另部首领阿鲁台又杀鬼力赤，立坤帖木儿之弟本雅失里为可汗，阿鲁台自行专政，势力强大。
“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鞑靼西。元亡，其强臣猛可帖木儿据之。死，众分为三。”(《明史列传216》)，分别由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三个首领执政，与鞑靼对立。
明廷对蒙古各部采取“恩威并施”，羁糜和防御并用的政策。在兀良哈部设三卫，封其大小首领以各种官职。瓦刺部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大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东王。到永乐八年鞑靼部被朱棣击败后，阿鲁台表示内附，明封其为和宁王。
但在永乐年间，鞑靼和瓦刺虽名义臣服，却经常骚扰明廷北部边境，鞑靼还策动兀良哈在辽东侵扰。所以，明成祖朱棣从永乐八年到二十二年曾动用五十万大军，先后五次亲自率兵出塞，重创鞑靼、瓦剌二部，尤其是阿鲁台的鞑靼势力，并在第五次出征的回军途中死去。随后阿鲁台又被瓦刺部击败，部众离散。由是瓦刺部并吞各部，势力越来越强大，奉元朝宗室脱脱不花为可汗，英宗正统八年瓦刺太师顺宁王脱欢死去，他的儿子也先继承太师之位，一统了长城以北，虎视明廷。
朱棣于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后，为加强边防，在北部和西北部先后设置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九处边防重镇，布置重兵戍守，同时还在沿边修缮了长城。因此，在宣德年和正统前期共二十多年间，总体而言北部边防还算相对平静，这局面持续到正统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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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简介：元朝末年明朝初年蒙古分裂为兀良哈部、鞑靼部、瓦剌部三部。其中，瓦剌经过长期发展，势力增强，瓦剌首领也先统一蒙古，并有吞并中原之心。
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
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
7月16日，英宗和王振率50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
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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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的疑团：土木堡之变的结果是很令人惊异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
上面的是传统史书上的答案，其实是忽略了一些细节。其实是瓦剌为了多领赏物，瓦剌使者冒称有贡使3000人。掌管朝廷大权的宦官王振发现也先谎报人数，让礼部按实际人数给与赏赐，并削减了赏金和马价。其实这个按照道理来讲，王振这么做是可以说的通的。毕竟是瓦剌谎报人数在先，而且原来所订的赏金和马价要高于其实际价值。而由于王振这个人对待外族一向强硬，早就对于这种贡使贸易有所不满，这一次也是趁机发作而已。但是也先虽然心里面有怨气，但是并没有这个时候攻打明朝，毕竟是自己不站在道理的一方。
瓦剌找的第二个借口就是求婚事件。详细的过程是这个样子的：也先名为进贡，实为侦察。经常贿赂翻译，探听明廷的虚实。也先还曾提出过与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翻译人员私下擅自答应，而朝廷却不知道这回事。
这是土木堡之变的第一个疑点。朝廷中的翻译人员怎么敢擅自代替朝廷答应这种大事?那是在封建王朝，这种事情是要抄家灭族掉脑袋的。就是放在现在，引起国际纠纷也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小小的翻译如何有这个胆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后面又是何人指使?是郕王?是王振?我们不得而知。
第二个疑点就是战争初期的双方态势，当时宣府和大同都是明朝的军事重镇，据记载大同的兵马就有四五万人马，八个卫的兵马，在瓦剌进攻之前，后来又陆续派遣朝中要员到那里整顿军备，而且大同宣府的兵马在全国来说也是精锐中的精锐，为何刚开战就不断的损兵折将外加失地?我们只是知道大同的镇守太监郭敬在与瓦剌开战之前还与瓦剌做着走私军火的生意，英宗的贴身小太监喜宁是女真人，在英宗被俘后引导着瓦剌的兵马进攻大明。这其中又有着多少我们不知道的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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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的背景：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明朝北方的边界上崛起了一支强大的蒙古人部族，号称瓦剌。也先继承瓦刺王位后，同明朝就开始发生磨擦。明朝的王振，本来也想讨好也先，但由于贸易方面的磨擦，激化了双方本就不协调的关系，战争终于爆发了。
这一年，也先派了两千多人跟明朝做买卖，为了多得一点赏赐，也先谎报了贸易的人数。这件事给王振知道了，便说也先欺骗朝廷，单方面削了价，只给也先五分之二的钱，还下令礼部不给来贸易的人吃饭。也先本就找不到发兵的理由，现在终于有了口实。他立即发兵攻打山西的大同，打得明朝的守军节节败退，紧急军情很快传到了北京。
明王朝本来已经派了驸马都尉井源率兵四万去增援大同了，但是王振却还想扩大这次冲突。他的家乡就在大同附近，只怕瓦剌人侵占了自己在家乡的田庄，又想趁这个机会，到家乡人面前抖威风，顺便建立奇功，巩固自己的地位，便竭力劝明英宗御驾亲征。
虽说这一年明英宗朱祁镇已经二十三岁了，但他依然像当年小王子时候一样，什么事都听王振这位“先生”的。要知道，英宗小的时候，就这位王振先生是他的朋友，他觉得他最信任的人就是这位王先生了。王振说要亲征，并说瓦刺人不堪一击，他立即信以为真，下令三天后立即出征。朝中官员听到圣旨，吓得在午门外跪了一大片，都说御驾亲征不是儿戏，三个月能不能准备好还成问题，要英宗收回成命。可是，这位似乎永远长不大的皇帝只信王振的，根本不管大臣们的建议，一意孤行地要按原来的命令行事。
七月十七日，明英宗和王振带着五十万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出发了。出发前只把北京交给弟弟朱祁钰留守，也不管敌情如何，也不商量作战方略，连后勤保障都没安排好，简直把亲征当作小孩子玩游戏一般。
当然，后果大家都知道了，英宗在土木堡被俘，王振被愤怒的部将锤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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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伤亡如何？发生在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发生的土木堡之变，是明代历史上的奇耻大辱。是役，号称五十万的明军，在几万瓦剌军的攻击下，分崩离析。但是，明军在土木堡真的有五十万之众吗?笔者将通过对照史料，尽量还原出当时明军的军力状况。
一、“五十万”说辨。
关于具体人数，私史最流传的是五十万说，直到现在范文澜《中国通史》等种种文献还是纷纷采用。此说法最早见于时人刘定之的《否泰录》：“其从驾行者，尚书王佐、邝埜，学士曹鼐等。 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出居庸关抵宣府。”这个说法，是最早提出明军人数的，并且引领成为了明代末期史家的共识。《否泰录》取“否极泰来”之意，是时人记叙英宗被俘先后纪略的第一家，应该说是比较有史料价值的。其作于“此录撰于景泰年间定之任右庶子时” “三年迁洗马。也先使者乞遣报使，帝坚不许。定之疏引故事以请，帝下廷议，竟不果遣。久之，迁右庶子。”(《明史卷一七六》)从中可见，此书所作时间，从“三年”“久之”等词来看，应该是景泰年的后期。
其中提到，五十万人包括“官军”“私属”两部份。官军不必赘言，而所谓“私属”者，最早出自《左传食货志上》：“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由此可见，“私属”一词，指的是私人的家奴、奴隶，有时甚至还指奴婢。这一部份人，显然与正规军不能相提并论，更大程度上，他们只担任服侍皇帝、官吏的任务，可以说，在战争打响的时候，毫无战斗力，根本不能够算作明军军力五十万的依据。
综上所述，我们从《否泰录》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明军出征，能够参加战斗的正规军与不具备战斗能力的“私属”，号称数量是五十万。但如果我们知道，古代作战，往往有着故意多报军力的传统，再考虑到，这次有着足以再单独提出的“私属”人数，应该再除去不少的水分。也就是说，明军的实际战员，可能远远不到五十万人。(而清人，自谷应泰的《明史记事本末》开始写作“官军五十万”，丝毫不涉及“私属”两字之差，意思大有不同，这或许是对前朝刻意贬低的传统所致，不足为我们的凭据。是以本文不加详证。)
对于明军军力具体数量这个问题，关于明代的官方史书都语焉不详。《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条目下记载“中官惟喜宁随行振等皆死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明史英宗前纪》则记载“辛酉次土木被围壬戌师溃死者数十万”。笔者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五十万”的说法，在当时已经引起广泛怀疑，并且没有公认说法出现，遂有这样的马虎说法，仅仅用“数十万”写及战争场面之大。由此可见，所谓官军“五十万”的说法，必然是有着不小偏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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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结局：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轻信宦官王振之言，亲自迎战瓦剌，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兵败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六传至英宗朱祁镇，继位时年仅九岁。明英宗是一个冥顽不化的少年皇帝，始终受太监王振操纵，终因宦官秉政，酿成一场大祸。
是时，朝廷无主，军队溃败，城防空虚，贵族官僚陷入惊慌失措之中，人民遭受战乱之苦。如何使明朝不亡，成为举国上下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转危为安，避免了一场山河破碎的灭顶之灾。分析其遇变乱而未酿成象北宋末年那样的家破国亡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立长君以绝敌望
八月，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代皇帝总管政事。九月，文武大臣请求皇太后说：“皇太子幼小，难负重任，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安宗社。”九月初六日，郕王接受太后谕旨，即皇帝之位，并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改明年年号为“景泰”。这一措施表明“明朝丧君有君”，决心共赴国难。
于侍郎砥柱中流
于谦，当时任兵部侍郎，毅然以国家安危为己任，“土木堡之变”后的政局多赖其维持。当郕王监国时，侍讲徐珵等主张迁都，于谦厉声驳斥说：“谁主张逃跑就应斩首。京城是国家根本，如果朝廷一撤，大势去了。大家还记得南宋的教训吗?”使明政府坚定了据守北京御敌的决心。于谦一面加紧调兵遣将，加强京城和附近关口的防御兵力;一面敢于主持正义，惩治马顺等王振余党。吏部尚书王直对于谦无限感慨地说：“国家危难，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最近遇上这么多麻烦，虽有一百个王直，也是无能为力啊!”
这年十月，瓦剌军队逼近北京城下，扎营于西直门外。于谦面对强敌，毫不畏缩，主张主动出兵，他亲自带一支军队出城，并命令关闭全部城门，以示有进无退的决心。他号令严明，身先士卒，军心大振，经五天激战，瓦剌仓惶撤退，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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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明朝皇帝明英宗被瓦剌也先俘获;四朝老臣张辅、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人全部被杀，无数文官武将战死;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最为精锐的三大营部队亦随之毁于一旦;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强盛的大明朝由胜转衰。中国进入了明朝中期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