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在这段觥筹交错、推杯换盏的日子里，我会不时想起一段往事，一段关于酒驾的往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那时私家车还是稀罕物，长安街上的某个春风沉醉、通畅无比的夜晚，一个哥们驾车摇摇晃晃地从军博附近的中央电视台驶出，上了长安街。十分钟后，他遇到了夜查的交警，被拦了下来。那时还没有专门测酒精含量的仪器，于是有了以下这番对话——喝了吗？喝了。（沉默了大约五秒）喝了多少？二两。更长时间的沉默。然后警察长出了一口气，说了句，罚五块，走吧。面对如闻纶音而又一头雾水的司机，警察说话了——不知道为什么放你吧？看见路边的那几辆车了吗？他们都说没喝。 在这个谀辞如潮、谎话如沙的时代，实话得到了披沙拣金般的尊重和赏识。那一刻，我对那个司机和警察肃然起敬。不过，相形之下，1500年前的那一幕更令我高山仰止。 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一天，东宫太子拓跋晃急匆匆地把他的老师高允找了来，由于时间紧迫，拓跋晃只来得及对高允说一句话，一句生死攸关的话——此去我们将面见父皇，不管父皇问什么，你都要照我说的去说，切切。然后高允便看到了拓跋焘，这位北魏历史上最为神武的皇帝此刻已是怒容满面。太子快步走上前去说了一句话——高允与我相处了很多年了，此人一向小心谨慎，在此次的《国书》事件中顷郑，他的职位很低，所有的事情都是崔浩干的，雀亮颂与他无干。请您饶了他吧。当一旁静听的高允听到《国书》两个字时，如梦方醒，他知道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拓跋焘在完成了他辉煌的武力征服键知之后，决定修史，这一光荣而棘手的任务最终落到了当时北魏第一名臣崔浩的头上。这位在北魏统一北方过程中奇计百出、居功至伟的谋臣就此开始了他人生最无谋昏乱的表演，最后的表演。首先，他命令所有的编纂者必须秉笔直书，要对北魏并不光彩的发家史如实描写、生动记录。然后他把这记耳光当众打在了太武帝的脸上——在未经当事人审阅的情况下，在一个名叫闵堪的人的鼓动下，崔浩擅自决定把这部北魏的丑史刻在大街通衢的石碑上供人欣赏。大错就此铸成。当时参与著作的高允事先已然意识到了此事的凶险，他曾经对他的同事说：“闵堪的这个建议，有可能为崔公带来弥天大祸，我们恐怕也要跟着倒霉了。”不幸一语成谶，祸事来了！ 拓跋焘发话了：“《国书》都是崔浩写的吗？”这是一句生死悬崖边上的问话。高允平静地回答：“《太祖记》是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及《今记》，是我与浩同作。但是崔浩事太多，只是把把关，具体的注疏，大多是我写的。”拓跋焘勃然大怒，杀气腾腾地转向他的儿子说：“如此一来，高允的罪还大于崔浩，他怎么可能还有生路？！”太子慌了，他说了此行第二个善意的谎言——高允一定是被吓昏了头，他在东宫时曾和我说过，确实都是崔浩干的。拓跋焘转头问道：“真是这样吗？”高允的回话可谓大义凛然、气贯长虹——太子殿下是因为可怜我想救我，才替我说谎的。其实，太子既没有问过我这件事，我也没说过那样的话。那一瞬间，一辈子铁面辣手的太武帝被面前这位文人坚硬的诚实击败了，片刻之后，他做出了一个法外施恩、温情脉脉的决定——说实话很难，死到临头还说实话则难上加难，面对死亡，高允还能保持着对君主的诚实，真不愧是忠贞之臣啊，饶了他吧。最终，说了实话的高允成了那场文字大劫难的唯一漏网之鱼。 拓跋焘的一丝善念为北魏王朝保留下的是一位历事五朝的栋梁之臣，高允活了九十八岁。 子曰：“仁者寿。”我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