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年届80的时候，由于特殊的原因而客居洛杉矶的千家驹，仍如此回忆他的青年时代和新中国建立初期时的感受：“回想我们青年时代，为了社会主义在新中国的实现，九死一生，颠沛流离，但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过。”他还说，“我虽不是党员，周恩来总理是把我当成自己人看待的，因为我追随党一辈子。”
与大多数那一辈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千家驹也逃脱不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反右派运动和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在各民主党派当中，民盟的“右派”是最多的。千家驹尽管是漏网的“漏滑右派”，但也少不了要为他的“右派”言论作检查。“文革”中，他被抄家，被民盟群众斗争。那时，他甚至“决心了此残生”返罩腊，跑到香山跳崖自杀，被救后又表示后悔。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 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他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日后他把那段生活形容为“啼笑皆非，动辄得咎”。 千家驹这时“出名”，因其在“两会”上“敢言”。比如，针对当时国家及地方教育投资欠债过多、知识分子待遇过低，他谈到知识分子的“三五牌”生活，即“年龄五十岁、一家五口人、工资五十元”，将知识分子的“苦景”描述得淋漓尽致。事隔多年之后，一位当年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仍不忘当时的情形：讲了30多分钟，掌声30多次。
千家驹当时力议，把基本建设投资压缩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增长教育经费一倍，真正把教育当做生产投资，当做硬任务，真正把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不要仅仅局限于研闷游究生、大学生的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