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以后的外交政策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这一政策解决了国民经济建设所急需的贷款、物资设备和技术，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0月2日苏联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中国和东欧一系列民主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50年初，中苏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我们争取到了苏联的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为战后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二）解决了国家安全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世界的和平还存有隐患，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政权也极不稳定，国内有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国外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威胁。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要想立足于世界之林，在建国初期那样一个特定的环境，必须找一个坚实的“靠山。”鉴于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只能“倒”向苏联。1951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暂时给了中国这样一个安全的保证。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一方受到侵略，另一方应立即尽全力给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均不得参加反对双方的任何同盟、集团、行动和措施。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定后不久，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并操纵联合国组织 同年直接介入朝鲜战争。所以抗美援朝不仅关系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命运，也使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国家安全，为了给朝鲜以支援，中国毅然做出了出兵的决定。苏联在陆军设备、装甲设备、高炮部队、炮兵方面、工兵方面、空军方面等等，给予中国的帮助，不仅帮助中国打胜了朝鲜战争，而且对于中国的游备军队现代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总之，朝鲜战争的胜利，这与苏联的支援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它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的完整，乎磨塌保证了远东乃至世界的和平，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
（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新中国刚成立，苏联就在外交上给予积极的支持。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第二天，苏联就第一个宣布承认新中国并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正是由于作为世界大国的苏联的带头作用，其他十几个国家也先后承认新中国，从而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外交上孤立新中国的阴谋。
第二，苏联还为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大声疾呼。
1950年1月，毛泽东访苏联期间，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代表苏联政府建议中国政府立即给联合国安理会发一声明，否认前国民党政府在安理会的代表蒋廷黻的地位，并明确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苏联就准备采取一项行动，明确要求联合国驱逐前国民党的代表。如果蒋廷黻仍留在安理会内，苏联将拒绝出席安理会。毛泽东指示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并采取了其他措施。由于安理会在美国的操纵下否决了中苏两国的合理要求，苏联也遵守诺言，宣布不出席安理会，以表示抗议。尽管此事没有成功，却揭开了新中国为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进行长期斗争的序幕。正是在苏联的支持下，新中国的代表冲破了美国的阻挠，与1950年冬成功地首次登上了联合国的讲台。此后许多年，苏联几乎每年都要为此作出努力，支持中国的要求。
第三，在日内瓦会议问题上给中国以坚定的支持和配合。为了缓和紧张的国际局势，根据苏联的提议，1954年2月，苏、美、英、法在柏林举行的外长会议终于达成协议：与同年4月，由中、苏、美、英、法五国和其他有关国家派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分别讨论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印度支那的停战及政治解决问题。这是中国首次世界五大国的身份参加的国际会议，由于中国代表在这方面缺乏足够的经验，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与莫斯科岁圆交换了意见，并且同意会议期间中苏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随时交换意见，互通情报，统一口经，协同行动等等。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首次出席的国际会议，也是新中国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外交上同美国等西方大国直接进行较量的场合，对中国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尽管这次会议只解决了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未能在朝鲜问上达成协议，但中国参加此次会议却收获不小。首先我们掌握了些外交经验，还有由于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努力和苏联的支持、帮助和配合，中国第一次以令世界舆论尊重的新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国际地位得以显著提高。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制定在当时来讲是正确的，达到了预期目标；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中国的发展。 （一）造成了中国外交战略上的不平衡。“一边”倒政策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方，这就使得新中国外交对象局限在了苏联以及东欧的几个少数国家之内。尽管新中国表示愿在平等互利、尊重主权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与一切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但在实践中却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区别对待。例如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我们一再宣称晚建交比早建交好，对他们很少主动地去做一些必要的争取工作。在第一次建交高潮后一直到1954年10月，无一建树。尤其是在美国的影响下，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一些中立国家和正在从事民族民主运动的国家也对新中国敬而远之，不敢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这种由“一边倒”外交政策带来的外交格局的不平衡对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加疏远了我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事实上延缓了我国和西方国家的接近和接触。 （二）客观上加剧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敌意。新中国的成立，事实上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样一个事实本身就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产生反感。因此在建国初期，他们对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锁和贸易禁运，在军事上采取军事包围的政策，企图把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再加上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更加剧了西方国家的敌视。在这方面表现很多，例如关于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上，美国使用各种阻挠新中国这一合法的行为。另外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也曾先后申请加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红十字会、万国邮政联盟、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的阻挠，最终没有同意接纳新中国。新中国不被国际组织所接纳的后果，就是越来越走向了自我封闭，与世界的发展潮流相脱节。 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制定，有其积极作用，但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必然有其局限性。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分析总结其利弊，更重要的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今天的外交事务提供某些可咨借鉴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