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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恩生平——兼述新野知县吴承恩在新野的主要著作 www.dahew.com 2005-11-11 17:16 关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生平，国内外流行的各种文字材料均没有完整的定论，也没有吴承恩做过新野知县一说。而新野县档案馆保存的《清.康熙五十一年新野县志》、《清.乾隆十九年新野县志》均有关于吴承恩的记载。其载曰：“吴承恩，贡士，安徽桐城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接任新野知县。”由此可知，吴承恩在新野做过两年知县，即1556年—1557年。《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是否与新野知县吴承恩同为一人呢？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明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注：《新野县志》为安徽桐城人）。大约生活在明弘治十三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00年至1582年）。吴承恩生活于一个由文职小官而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其曾祖父当过“余姚训导”，祖父做过“仁和教谕”，父子皆为学官，终生未大显达。吴承恩的父亲是个极好读书却不善经营的“卖彩缕毂”的店铺小老板，凡“六经诸子百家，莫不浏览”，“又好谈时政，意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由于常遭官府如狼似虎的胥吏的敲诈，故对社会现实颇多不满，这无疑对其儿子吴承恩后来世界观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吴承恩受家庭影响，自幼喜读稗官野史、志怪小说，凡坊间说部，皆广为涉猎。大量的读书，拓展了他的文思，因此“髫龄即以文鸣于淮”（少年时就以文才捷敏扬名于淮安一带），野史说他“性敏而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由于满腹经纶无所施展，直到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四十多岁的吴承恩才补了个贡生。由于其清廉耿介，独傲自高，难以见容于世俗，故境遇拮据，贫困潦倒，因此常遭那些以衣冠取人的趋炎附势之辈的冷眼，所以蹭蹬仕途，直到1560年他六十多岁时，才为生活所迫不得已作了长兴县丞。 吴承恩置身官场，更加深刻地看到了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因不肯随波逐流，耻为五斗米折腰，故未几即拂袖而去。科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他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现实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吴承恩除代表作《西游记》外，其作品尚有《射阳先生存稿》和《禹鼎志》等，可惜多已散佚。 吴承恩杰出的长篇神话力作《西游记》以唐代玄奘和尚蠢派赴西天取经的经历为蓝本，在《大唐西域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作品的基础上，经过整理、构思最终写定。作品借助神话人物抒发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改变现实的愿望，折射出作者渴望建立“君贤神明”的王道之国的政治理想。小说借助唐僧师徒在取经路上经历的八十一难折射出人间现实社会的种种情况。小说想象大胆，构思新奇，在人物塑造上采用人、神、兽三位一体的塑造方法，创造出孙悟空，猪八戒等不朽的艺术形象。全书组织严密，繁而不乱，语言活泼生动且夹杂方言俗语，富于生活气息。主题上冲淡了故事原有的宗教色彩，大大丰富了作品的现实内容，具有民主倾向和时代特点。作品讽刺幽默，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取经故事的独特风格。吴承恩老贫无子，晚年流寓南京，靠卖诗文糊口，潦倒而终。 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所刊行的《新野县志》，将吴承恩列入只有德绩兼优者才能被录入的《名宦卷》中，称其“赋性明敏，清慎自持，革吏弊，禁游民，修理学校，表扬贞节，刑清政举，吏畏民怀。尤洞悉水利原委，兴筑陂堰，民被其泽，以荐升潞安通判。去之日，民塞道垂泣送之”。 除此之外，关于吴承恩的生平，便再难找到更详细的佐证。 最近，有关人士对明嘉靖年间的新野知县“吴承恩”是否就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在考证中，有关人员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了解。 一、姓名方面：经参阅《古今同姓名大辞典》发现，在该书收录的民国以前16000余个姓名、6000余个人物中，未见有两个吴承恩之说。 二、学历方面：参阅1964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知：吴承恩系1544年岁补贡生告握，系贡生学历。此与《清.康熙五十一年新野县志》、《清.乾隆十九年新野县志》记载相同。 三、任职方面：参阅1979年版《辞海》知：吴承恩系“嘉靖末隆庆初任浙江长兴县丞。”袜档庆此段时间应为公元1558—1564年左右；而在新野任职时间系1556—1557年，两段时间前后衔接。 四、籍贯方面：1979年版《辞海》载吴承恩系“山阳（今江苏淮安）”人；《清.康熙五十一年新野县志》、《清.乾隆十九年新野县志》载为“安徽桐城人”。桐城古称“枞阳”，山阳与枞阳仅一字之差，是否是清人修志时没有条件进行了详细了解所致值得考虑。 五、《西游记》小说方面： 1、小说中的主人公—孙悟空，系猿猴化身，其言行即和人间的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又具有人类所不能达到的超凡技艺。 2、新野是全国最大的猴戏市场，新野民间艺人捕猴、驯猴、耍猴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有很多绝招。猴戏最基本的节目是教猴子按照锣鼓点数跳跃钻圈、翻跟斗、倒立等。《西游记》第28回写道“（花果山的猴子）又被些打猎的抢了一半去，教它跳圈做戏、翻筋斗、竖蜻蜓、当街上筛锣擂鼓，无所不为的玩耍。” 3、新野猴戏中猴子可以按人的指挥变换戴多种脸谱面具，就像川剧中的变脸一样。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则有七十二种变化。 4、《西游记》中，还使用了大量的新野方言俚语。新野人称不走运为“背时”，孙悟空曾被如来佛以法力压于五行山下五百年，深受土石压背之苦，“背石”与“背时”谐音。这些方言俚语，使用范围大都仅限于新野或新野周边地带，颇具地方色彩。若没有特定的语言环境，没有对新野风土人情及方言的深刻了解，远在千里之外异乡他府的从不涉足新野的外省人吴承恩，是不可能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恰倒好处的。 5、新野人在过新年时有送他人猴状图符的习俗，叫“送时候”，祝被送者交上好时候（好运），据说屋里贴上此“时候（石猴）”便能邪魔远避，百害不侵，平安吉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善能驱邪逐恶，降妖捉怪，而孙悟空，即天生石猴也。 凡此种种，若非身临其境，耳闻目睹，是无法产生诸般艺术灵感的，将这些都解释为凭空臆造或偶然巧合，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此《西游记》纵然不是初稿于新野，最起码也是猴戏之乡新野的生活启迪了吴承恩的创作念头和思路。 吴承恩在新野的两年任职中，并没有留下多少传说、遗迹，但他勤政为民的作风给后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深入实地访遍新野的每一个角落，了解新野的风土人情，踏访熟悉新野的河流水利，大兴土木，避害兴利，造福百姓，写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水利专著《水利议》。《水利议》除标题及署名外，正文计三十九行又八字，合八百二十七字，依文理分为四段，有介绍，有分析，有议论，有规戒，有措施。文辞朴实，言简意赅。 据有关专家讲，吴承恩在《水利议》中不但论及了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同时还提出“莫不因事兴事，并力以成功”，“官以时而号召，民以时而兴作，势有所统，权有所归”等，与现在倡导的“一事一议”开展水利建设和加强水利工程管理即有一定的吻合。 现将吴承恩《水利议》全文刊载于后，以赐读者。 尝闻中土高阜，多宜黍稷。惟新野地形卑下，唐、白、刁、溧诸河，经行其中。每遇盛夏淋雨，居民沉灶，黍稷畅茂，适惟其时；一经淹没，籽粒无收。古人创陂堰之利，实小民命脉之依。且江南水田，仰救池塘，其流易竭；江东水田，仰救江海，其力颇劳。新野之陂，取有源之水，操建瓴之势，诚所谓天时不能为之菑者。后来人事因循，法制废弛，奸黠之民阴图兼并，报官开垦，愿纳租银，不系岁辨，征输原无常期，有司之更代不时，吏书之埋没无迹，历至数年或不一征。及至征收，不告曰水淹，则告曰未种，漫无查考，多至幸免。视种纳粮，田地得倍常之利，无分文之费，而溪壑之欲，指此为俎豆之珍矣。 近年以来，节奉上司明文修复。如嘉靖十一年，奉守道刘右参；嘉靖三十年，奉赵右参。俱尝身历其地，而目睹其成。修复未几，而奸黠者即从而破坏之。方其修之之日，群千夫之力，积数月之功，成之而不足其坏之之日。假匹夫之手，乘终朝之隙，毁之而有余，奸黠愈为得计，而小民无可奈何，致令陂下田地，夏之日欲种黍稷，则下无所泄，不免有水溢之总；秋之日欲种粳稻，则上无所溉，不免有旱干之患，地方疲弊，百姓困穷，多原于此。又或指有用之陂，为闲旷之地，联兼并之党，为无业之民。殊不知陂堰者，古人已成之迹；水田者，小民衣食之资。图未获之租，而废已成之法；坏小民之产，以济奸人之欲，恐亦伤为政之体矣。但每陂之下，为夫不啻百家，勤者举事，愚者诽之；富者举事，贫者苦之，互为异同，自相可否。匪徒奸人坏之，小民亦有坏之者矣。 窃考井田之法，每沟之中，其为夫者十；每川之中，其为夫者万。当时莫不因事兴事，并力以成功。盖入遂人匠人之中，所以专掌沟洫之制。稻人之官，又教民以作田兴水之法。官以时而号召，民以时而兴作，势有所统，权有所归，是以上无废政，下无荒业。今日之事，其权在上，其力在下，而岁时督责，实在于有司。 某到任数月以来，尝亲历各陂，相其地势，询之民情，中间形势交迁，水难导引。如花陂、原陂、周仁、白家、墓营、上羊等陂，已经久废，便难举行；如杜长、罗陂、下羊、栗陂、正陂，虽故道尚存，面湮没已久。俟某再行相其地势之顺逆、人力之难易，费用之多寡，逐一议处，次第举行，另行开报外，如新陂、曲尺、瓦亭三处，故堤旧道，俱各见存。但新陂、曲尺陂未被人耕种，已经官差给帖，一面修理其瓦亭陂，系三十四年告申耕种，上纳租银，合无禁止，仍令封堤蓄水，以备灌溉，深为便宜。 《水利议》中所提到的花陂、原陂、周仁、白家、墓营、上羊陂、杜长、罗陂、下羊、栗陂、正陂、新陂、曲尺、瓦亭等处水利工程经过数百年的运行，到目前基本上已经全部废弃，大多数变成了村落的名字。 从这篇《水利议》可以看出，吴承恩不仅是位文学巨匠，而且也是位对水利建设具有全面研究和独到见解的水利专家，更是一位勤政为民的父母官。 来源：大河网 作者：白焕青 吴承恩生平家世 作者: 刘怀玉 点击：297 更新：2002-10-14 吴承恩字汝忠，明代中叶淮安人。淮安在汉代曾属射阳县，所以吴承恩以“射阳”为号，自署“射阳居士”，后代亦有人称他为“射阳山人”。淮安地处淮水之南，古代又曾属过淮阴县，故吴承恩在署名时，前面往往冠以“淮阴”二字。 吴承恩先世涟水人。他在为他父亲撰写的墓志铭中，虽能说清由他向上五代的情况，但对迁淮时间却没有明确交代。据此推测他家迁淮当在五世之前，即至迟在明初已迁居淮安了。元末，由于战争频仍，淮安土著人口锐减，据曹镳《淮城信今录》，仅存潘、刘、杨、吴、李、王关等七家。明太祖实行移民政策，来淮的移民多迁自江南，而且多为富户或军官。吴承恩家由北南迁，当不属于这个潮流，可能是破产农民的流迁。 吴家迁居府城后，就在商业繁荣的河下落户。起初，可能是经营小商业，后来由商而儒，并且出了靠读书做小官为生的两代人：曾祖吴铭做过浙江余姚县的训导；祖父吴贞由例贡做过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的教偷。训导与教渝都是官微俸薄的学官，远离家乡，颠沛流离，妻儿往往不能团聚在一起。当吴承恩父亲吴锐四岁时，其母梁氏带着他一起去仁和，夫妻母子团聚以享天伦之乐。当梁氏母子到仁和后未数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吴贞竞病逝于任所。梁氏无奈，只得携带四岁的孤儿回准。由于他家两代经营的是“九儒十丐”的“穷儒”，既无什么积蓄，更无地产收入，所以，家境越来越穷。因为穷，又无亲友接济，吴锐到了上学的年龄也不能上学，比别的孩子迟了好几年，才开始进入社学读书。因为无钱给社学先生送礼，先生就不教吴锐了。但是，吴锐很聪明，在旁边偷听，居然学得很好。吴锐的聪慧虽然得到先生的赞赏，但终因穷困而辍学了。吴锐辍学以后，娶了小商人的女儿徐氏，理起了祖上的旧业，开始跟着他的岳父经营彩缕文糓的生意。 吴锐得子很迟，大约到了四十一岁才生下吴承恩。这年是明正德元年(公元l506年)，正好是明武宗皇带即位的第一年。新皇践祚，覃恩天下，万方承而沐之，所以，吴锐立即肇赐他一个嘉名：承恩。他希望他长大以后，重操儒业，为国为君做一番事业。 吴承恩从小就很聪明颖悟。据记载，他“生有异质，甫周岁未行时，从壁间以粉土为画，无不肖物。”甚至能画飞着的天鹅。随着年龄的长大，他的才华越来越表现出来。他能“读书目数行下”，“工制艺，博极群书”。同时，他兴趣极为广泛。他爱填词度曲，小令套数，作品很精湛，后来还曾汰选《花间集》和《草堂诗余》汇成一部《花草新编》。他喜爱绘画，山水人物无不妙肖，“观者以为通神佳手”。到了成年以后他不再作画了，所以未见他的画作流传下来。但是，从他的作品《序伎赠写真李山人》中看来，他对绘画的理论很有研究而且很有见地。吴承恩对围棋也很精通，他曾为当时围棋国手鲍景远、李釜分别写过围棋歌，把奕棋的布局与历史军事战争故事巧妙地结合起来，有张有弛，形象生动。他在《西游记》第十回中叙述唐太宗与魏征博奕时，也曾捏出一段《烂柯经》来，对腹边角、断连疏密等等战略战术，大发了一通议论。吴承恩还擅长书法，他的书法艺术师承虞世南和欧阳询。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巧合：据说欧阳询外貌生得象猴，长孙无忌嘲笑他说：“耸髆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后人进而附会出一个《补江总白猿传》。说梁将欧阳纥南征，其妻在长乐为猿妖所摄。当欧阳纥灭猿获妻时，其妻已与白猿有孕。后生一子，就是欧阳询，能文善书而貌绝类猿。吴承恩恰恰正是描写猴王的专家，不知他是不是曾从这个故事里得到过一点启示。吴承恩的书法当时颇负盛名，家乡一带的金石碑牌多出其手。他在长兴做官时，也曾书写了三块石碑。吴承恩还喜爱收藏名人书画法贴。著名的唐代书法家李邕撰书的《婆罗树碑》旧拓，就是他收藏的。这个碑文中谈到的婆罗树本产在印度，据说释迦牟尼就是在这种树下圆寂的。这本来也是与佛教有关的故事，《西游记》中几处说到了“婆罗双树”，可知这个旧拓法书对他创作《西游记》曾发生过一定的影响。 吴承恩喜爱诗书礼乐，擅长琴棋书画。至“髫龄，即以文鸣于淮。”因此，他颇得官府、名流和乡绅的赏识。正德十五年(公元1519年)闰八月，中了探花在翰林院任编修六年的蔡昂第一次回家，大宴宾客，炫耀乡里。当时一些达官文人均以能够被邀请赴宴，甚至哪怕一见面、一接谈都引以为荣耀。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吴承恩，登门言事，应对机智、敏捷，立即受到探花郎蔡翰林的赏识，奉为上宾，一时引起多少人的羡慕啊！吴承恩本人二十年后对此事依然记忆犹新。当时被誉为“金陵四大家”和“十才子”之一的宝应朱应登，见了吴承恩便“爱如己子，谓汝忠可尽读天下书，而以家所藏图史分其半与之。”因此，吴承恩学问日进、才名藉甚，一时投刺造庐，“乞言问字者恒相属”。吴承恩也经常为官府和缙绅促刀撰文，常游于南京、苏州一带。他与朱日藩深交莫逆，唱和不辍；曾受到王宠的赏识，多次互通书简；还曾与文征明唱和于石湖之上，与友人登临金山寺。一时诗篇雅兴不绝，对前程充满幻想。 吴承恩才华横溢，文名鹊起，就连督学使者也“奇其文”，认为他“叨一第如拾一芥耳”。照理说，他在科学（举？）道路上应该是一帆风顺的，然而，事实正好相反，他在科场上极不得意，考了多少次竟连一个举人都未能考中。直至嘉靖二十九年他已四十五岁的时候，才考上一个岁贡生。这种现象，充分说明当时的社会制度的腐朽和政治的黑暗。 科举上的不得意，满腹经纶无法货与帝王家，这个残酷的事实，给了吴承恩以无情的打击，使得他精神苦闷而彷徨。加之，他出身寒微，因而到处受人白眼。吴承恩的父亲是老老实实的商人，对于官府和胥吏的欺压和敲诈，一向是逆来顺受，宁愿受欺受压，万事不与人争。因而被人称为“痴子”。吴承恩小时在市上玩，常被人呼为“吴痴子的儿子”。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埋下愤恨和反抗的种子。他早就立志，好好读书，长大做官，光宗耀祖，改换门庭。现实粉碎了他的美梦，不得已只好读书自娱，愤嫉著书，发泄不平之气。 吴承恩壮年时代即开始创作他的名著《西游记》。《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创作这样一部小说，必须熟练地掌握大量神话故事和写作技能，而吴承恩恰恰充分具备了这个条件。吴承恩的父亲是个质朴君子，无事即携领他的独生子遍游近郊的古寺丛林，常在其中俯仰徘徊。有时一边看着泥塑木雕的神像和红绿彩绘壁画，一边给吴承恩讲述优美神奇的民间故事，诸如龟山无支祈、龙窝大圣堂、龙兴寺旃檀佛像、十王堂的地府、老君殿的道士、雷神殿的雷神等等故事，使吴承恩从小即产生好听奇闻的习性。这种习性使得他后来搜集了大量的神话资料，以至他创作了百回八十万言的长篇巨著，并成为世界文坛上的瑰宝。他在《禹鼎志·序》中说：“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学社时，每偷阅市廛野言稗史，惧为父、师呵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这说明他三十岁后即搜集了非常多的奇闻，并有了摹仿创作的打算了。他在《禹鼎志》创作完后曾经说过：“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也就是说，是神怪故事在推动他写作，而不是他搜索神怪故事再去写作的；在运用神怪故事写作上，他已进入了一个运用自如、左右逢源、得心应手的自由王国了。 吴承恩创作《西游记》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唐僧西天取经故事是一个古老的题材，从五代以来即逐渐被引入说话、戏剧中。到了吴承恩时代，人们可以读到《西游记》评话，听到艺人说这类故事，看到艺人搬演这类戏剧，这些都是取材的良好条件。但是这些话本、戏剧，故事情节简单，语言古拙，艺术性也不高。吴承恩没有简单地利用，而是加以再创造，“翻案挪移则用唐人传奇，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绘”，使得故事完全改观。因为吴承恩禀性“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以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寓以玩世不恭的情趣，嘲笑讽刺了阎君、龙王、玉帝、佛祖等一切“至高至尊”的神佛。第五回，当天兵天将捉拿孙悟空时，孙公然不理，竟说：“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门前是与非。”“诗酒且图今日乐，功名休问几时成。”这正是吴承恩本人功名失意的思想反映。 吴承恩当时并没有将《西游记》写完，他只写了前面的十几回。到了嘉靖二十九年被荐为岁贡生，入京求官，因而中断了他的写作。但是，他的这部分作品，当时即被传抄出去，并被书贾刊刻流传海内了。 嘉靖二十九年春天，吴承恩应贡进北京，在京住了六个月，并没有求到官，只被分到南京国子监读书。他在北京看到两件事：一是八月俺答兵围北京，他亲身经历了一场北京保卫战；二是淮安同乡好友张侃，因循例为丁汝夔事谏言被廷杖削职为民。他看到当时社会政治如此黑暗，发出“世味由来已备尝，鸥心宁复到鹓行”的感慨，于是，就在当年秋天匆匆忙忙地回家了。 回淮以后，他一半时间在南京国子监读书，一半时间来回于淮安家乡。这期间，他的爱子凤毛不幸夭拆，以后他就没有再生儿子，就将他表外孙丘度领在身边，精心课读培养，后来中了进士，官至户部侍郎。嘉靖三十八年，他利用一个暑天，编了一本选词集《花草新编》，现在上海图书馆还收藏着这本书的残抄本。嘉靖四十年左右，他又娶了第二个夫人牛氏。吴承恩在南京国子监没有什么事做，只是和一些文人如何良俊、何良傅、文彭、文嘉、黄姬水、朱日藩等人饮酒赋诗而已。 嘉靖四十三年冬天，因为应在北京做吏部侍郎的好友李春芳的敦请，吴承恩第二次到北京去，希望铨选到一官半职，使其生活有所着落。这时他已年近六旬了，由于生活困窘而老母尚在，他只好遵母命、应友约进京去了。然而依然不很顺利，在北京耽了一年，第三年即嘉靖四十五年才得到一个长兴县丞的职务。虽然官不大，又远离家乡，他总算是做了官了，所以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去上任了。因为他文名早就扬出去了，许多人都知道他的文笔，他一到杭州，就被上司、缙绅请了去捉刀，撰了一篇篇书序、碑文、书启。到了长兴，人们羡慕他的书法，曾在一天之内请他书写了三通碑文。这三篇碑文石刻，至今还留在人间。这阶段，他个人的诗作也很多。但不久，因与上司不合，便拂袖离任回淮了。接着又被选补为“荆王府纪善”，可能又到那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官。此后，他就一直在家，继续从事他的《西游记》的写作。 《西游记》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最后完成定稿的。 百回本《西游记》一经问世，立即受到人们的欢迎。当时人将它目（？）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后来又被人们列为我国古代小说四部名著之一。自它产生以后，其他关于“西游”题材的小说立即相形见绌，丧失存在价值；而百回本《西游记》则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书中的主要人物孙悟空、猪八戒等，形象生动，令人喜爱。尤其是孙悟空的形象已经作为英勇顽强、敢于藐视困难、敢于战斗的英雄的代表了。几百年来流传不衰，几乎妇孺皆知。可惜因为种种原因，当时各种版本《西游记》都未署上吴承恩的名字，因此在很长的时间内不知道此书真正的作者就是他。他的著作权无端被元初道士丘处机所攘夺，直到“五四”以后，鲁迅先生才把这个问题纠正过来。现在，随着《西游记》的大量外译，吴承恩的名字已传遍了五洲四海。 吴承恩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其中最著名的成就就是长篇小说《西游记》，其他方面都被掩映了。其实，吴承恩的诗歌艺术造诣也很深。他的诗清新可爱，富有强烈的人民性，例如《舟行》：“白鹭群翻隔浦风，斜阳遥映树重重。前村一片云将雨，闲倚船窗看挂龙。”是多么清新隽永啊！《夏日》诗云：“高堂美人不禁暑，冰簟湘廉梦秋雨；岂知寒燠运天功，为我黎民实禾黍。”这是劳动人民的心声。著名的《二郎搜山图歌》更是脍炙人口。吴承恩的诗出自胸臆，不剽拟古人，冲破七子笼罩当时文坛的迷雾，自成一家，是很不简单的。清人丁宴将他与冰壑老人、张虞山并提，称为明代淮安之鼎足，“谢华启秀各名一家”。陈文烛则将他与淮人陆贾、枚乘、匡衡、陈琳、鲍照、赵嘏、张耒相比拟，称他为“文潜以后，一人而已。” 公元1582年，也就是明万历十年，吴承恩年老多病，卒于淮安家中，终年七十七岁，葬于淮安城南二十里灌沟(今马甸乡二堡村)祖茔中。1982年在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之际，淮安县人民政府拔款重修了他的陵墓，以迎接全国研究《西游记》的专家、学者，在他的家乡淮安召开有史以来的第一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图片：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ct=201326592&lm=-1&cl=2&word=%CE%F7%D3%CE%BC%C7+%CE%E2%B3%D0%B6%F7《西游记》与吴承恩无关？ 二十年代初，鲁迅与胡适从清代诸学者札记中论证出《西游记》作者是淮安嘉靖贡生吴承恩。但80年来，《西游记》一书的作者问题一直扑朔迷离。最近一位名叫沈承庆的专家在他的《话说吴承恩———《西游记》作者问题揭秘》一书中提出《西游记》一书与吴承恩无关，其真正作者或编撰者应为明嘉靖的“青词宰相”李春芳。这一说法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沈承庆生于1919年，先后就读于北平京华美专，北平师大音乐系及北大图书馆学系，曾任中科院图书馆西文编目部馆员。从1995年起，他针对《西游记》作者问题苦心考证5载。 据沈承庆考证，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卷首有“华阳洞天主人校”字样，吴承恩有诗《赠李石麓太史》，石麓为李春芳的号。李春芳嘉靖年间状元及第，并因善撰“青词”而累升为宰辅，少年曾在江苏华阳洞读书，故又有号“华阳洞天主人”。这位华阳洞天主人在《西游记》第九十五回一首诗内留下痕迹，诗内暗含“春芳长者留迹”，恰与卷首所标“华阳洞天主人校”呼应，同指“编撰西游记”之意。 至于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之说，前人主要根据明代天启年间《淮安府志》记有吴承恩作《西游记》，但并未说明此为何类图书。到清代咸丰年间，重刻《淮安府志》则删去这一条，说明此书并非吴承恩的重要著作。沈先生考证：吴承恩作有《西湖记》，疑明代误抄录为《西游记》。 沈承庆因病于今年5月溘逝。如今，沈先生的《话说吴承恩———〈西游记〉作者问题揭秘》一书已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推出。他的一家之言，可能会引发有关《西游记》著作权的争鸣。 摘自《老年报》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1年08月10日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