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焚书坑儒开启了封建时期“愚民统治”、“学院争吵”的先河。
秦朝不仅明好“焚书坑儒”，还下“挟书令”，藏有儒家经典者治罪，因之在秦代无传授和学习儒家经典者。今文经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很不重视儒学。至惠帝时，废除“挟书令”，儒家思想言论这个禁区开始松动。从这时起，到文帝时期，一些尚存的老儒依靠记忆，口头传经。弟子们因找不到书籍，就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将老儒背诵的经典本文和解释记录下来，这样的经典就是所谓的“今文经”，释文谓之传。
焚书坑儒，又称“焚诗书，坑术士（一说述士，即儒生）”，西汉之后称“焚书坑儒”。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初始目的在于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但结果却不尽人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它的实施开启了封建时期“愚民统治”的先河。秦朝不仅仅下达了“焚书坑儒”这一指令，还下“挟书令”。
“焚书坑儒”的本质就是皇帝想要统一思想，当时秦朝刚刚建立，对他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政治的关键。所以秦始皇故事挑唆儒家，于是一场关于思想统一的运动就开始了。手段虽然激烈，但是效果还是明显的。这场运动结束了中国凌乱的文化发展方式，为中国的文化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史以来，有积极的影响就会有消极的一面。
关于此次的事件，虽然维护了清朝的大一统政治，但是也加速了政权的灭亡。回望春秋战国的始末，秦朝统一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春秋周末各个诸侯国围绕政权展开斗争，百家文化开始统一。
受文化的影响，秦始皇利用这一点让自己站到了历史的舞台上。但是要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焚书坑儒”无疑会促成国家和军队的软化，然而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另一方面，这一行为压制了人们的思想。尽管“焚书坑儒”在短期内加强了思想控制，但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国家长久的发展。
导读：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如贾谊所说，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海内，以气吞山河的气概，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兼并韩、魏、楚、赵、燕、齐等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统一王朝，开创了中国社会发展新格局。这确实是了不起的历史成就。
秦王朝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业，但统一后怎样治理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丞相王绾建议在前人经验基础上构建常态体制，而廷尉李斯却别出心裁希望创建一个前无古人的新体制，荒唐迎合统治者私心，希望“天下无异议”，以为只有大家都听最高领袖一人指挥，才能有效率，不争执，这才是统一国家的“安弊带宁之术”。从历史后果看，正是李斯的这些建议将秦王朝送上“二世而亡”不归路。
与“天下无异议”相配合的是焚书坑儒。焚书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
秦始皇大宴群臣，仆射周青臣等七十余人前为寿，对秦始皇歌功颂德，说了一些过头的颂扬话，诸如“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等。
周青臣等人这些话作为“颂辞”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因为祝寿宴会上毕竟不能说话太扫兴，臣子总在设法使寿星龙颜大悦。然而过于“较真”的博士淳于越似乎根本不顾及这个特殊场合特殊语言，他很不以为然，而且非常严激卜铅肃公开声明周青臣等人谀词是不对的：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拂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淳于越说的虽然难听，也确实带有一种复古主义倾向，但稍经揣摩，其主观目的似乎并不是要否定秦王朝统一事业，恰恰相反，而是出于对秦王朝能否持续发展的深沉忧虑而向统治者提出的忠告。作为最高领袖应该有接受批评的基本雅量，面对这种忠告更应该抱有冷静态度，择善而从。秦始皇做到了这一点，他对淳于越的意见并没有否定，更没有训斥，而是宽容地建议“众爱卿”从容讨论，发表看法。
丞相李斯对淳于越的看法很不以为然：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律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李斯不经意将淳于越的看法上升到王朝安危政治高度。更荒唐的是，李斯按照自己的分析建议焚书，人为制造一场文化浩劫：
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羽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两千年对读书人、士大夫的攻击，基本上没有超过李斯“这厮”这些言论。读书人借古讽今或许有之，但借古讽今是否就是攻击体制，是否就是“反动知识分子”？
其实，一个好的统治者应该由此而反省：知识人无法有话好好说，反而要借古人之口去说自己心中的积郁，难道体制没有责任？后世中国推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断告诫统治者“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甚至让统治者经常主动照照镜子正衣冠，其实都是对李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矫正。
焚书坑儒，是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秦朝。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一位朝廷的高官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儒生”(读书人)以古非今，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
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术士侯生、卢生，非但未找到仙药，还以言语诽谤秦始皇，之后出逃。秦始皇得知后大怒，下令察访咸阳。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史记》上对此的记载为“焚诗书，坑术士”。
有观点认为，“焚书坑儒”这一说法乃是孔子的后代杜撰。且，《史记·卷121·儒林列传》上记载的只是“焚《诗》《书》，坑术士”，后在《古文尚书》的序中被为“焚书坑儒”。而在清朝时已证明《古文尚书》乃是伪造。
经常被“坑儒”观点引做证据的是始皇长子扶苏的话(“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支持“坑儒”提法的学者认为由“诸生皆诵法孔子”可知，秦始皇所坑掉的“诸生”中，固然有一部分术士，但大多数是“诵法孔子”的儒生 。而反对“坑儒”提法的学者认为这无法用来证明秦始皇坑杀的是儒生，他们称扶苏只是认为秦始皇的做法和反对重刑的孔子学说存在冲突，不利于百姓归附，而且认为“焚书”并未废除儒学，儒家学说在焚书之后仍然存在，且“诸生皆诵”。类似观点有以下佐证：
“焚《诗》《书》，坑术士”是两件事。
“焚《诗》《书》”。其背景是当时秦奉行的是法家的治国理念，可当时国家却是初统，春秋战国时形成的众多学说仍在百家争鸣，时常非议朝政。其直接的导火线则是主张“复古、师古”的儒家学者大谈“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引起法家不满，认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这得到秦始皇认可，于是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以及私藏的《诗经》、《尚书》，“博士仍可保留这些书籍。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民间亦可保留。百姓也可以官吏为师学校法令。
为了打击国家领域中的复辟势力和消除隐患，秦始皇于公元前213年在咸阳宫庆寿的筵会上，采纳了李斯提出的焚毁儒家经典等书籍的建议。因为在筵会上，博士淳于越提出应当进行分封，建立诸侯国，如果“事不师古”是不能长久的。秦始皇听后，让群臣各抒己见。李斯则争锋相对地指出，这些博士儒生面对新政权、新制度，提出“不师今而学古”，主张分封，恢复礼制，用儒家经典为依据，“以非当世”，散布不利于中央集权制的言论，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
因此建议：
一、请史官把《秦记》而外的各诸侯国的原有史籍一律焚烧掉，以尊一统。
二、除博士官所藏外的儒家经典，如《诗》、《书》和百家的著作，都要送到当地政府烧毁。
三、有敢于谈论《诗》、《书》等儒家经典著作的人，要弃市处死;宣扬古代而诽谤现政权的人，要灭其宗族。
四、对上述各项，官吏发现而不加以查处则与之同罪。
五、令下30日而不烧毁，则处以黥刑，罚为戍边和筑长城。
六、保留医学、药书、卜筮和种树等书籍。
七、有欲学法律的，以狱吏为师，禁止私学。
秦始皇同意了这一意见，进行了焚书，实行了空前的文化专制政策。虽然目的在于从历史和文化领域中加强统治和巩固中央集权，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却是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古代文献典籍的摧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大浩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