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关光烈和我,都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从野战部队调到中南军区机关的,但他是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事,我在军区司令部办公厅,给军区参谋长黄永胜当秘书,彼此分住两个大院,又无工作交往,所以并不相识。1955年,中南军区的主体部分改编为广州军区,黄永胜任司令员,陶铸任政治委员。军队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陶铸虽为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但因他主要担负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工作,所以军区党委的一般活动都由第二书记黄永胜主持。按传统党判芹委工作由政治机关负责,关光烈袭缺被指定为军区党委秘书,负责通知开会和作会议记录。黄永胜决定开会,便由我通知关光烈,由他负责落实。开得最多的是军区党委常委办公会,有时个把月甚至十天八天便开一次,掘禅毕我与关光烈接触频密,彼此谈得比较投机,在那运动不断、动辄得咎的年代,不须互相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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