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郁积着的愤怒和仇恨的大爆发。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封建压迫的加重，使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因而不断高涨。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进行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在革命斗争中，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充满着胜利和失败，前进和暂时的后退。近代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准备，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继续和发展。一切为中国独立、民主、富强而奋斗牺牲的烈士都永垂不朽，一切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的人都受到人民的崇敬和怀念。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丰富多彩，可歌可泣。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农民阶级为了反抗清朝封建专制的残酷统治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斗争的高峰，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义和团运动。19世纪80—90年代，中国年轻的资产阶级，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不得不仓促地走上历史舞台，勇敢地领导了救亡运动——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但这些斗争都没有避免失败的结局。中国历史的发展充分说明，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压迫下，旧式的中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都不能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只有通过革命，打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枷锁，才能取得民族的独立，也瞎丛只有冲垮封建主义的桎梏，才能开拓社会发展的道路。民主革命，唯有民主革命，才是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奴役、封建主义专制和国家贫穷落后，使中华民族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民主革命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辛亥革命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但它又不同于此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它是在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新的社会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因此，资产阶级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下层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提出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去替代旧的生产方式，而且还要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民主共和制度去代替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所以它具有更新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开始革命是以他在19世纪90年代建立兴中会作为标志的。兴中会的建立是中国正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3年“二次革命”结束，辛亥革命失败，这场革命运动历经了近20年，大致可分为两大时期和6个阶段。 两大时期为： 1912年前兴中会和同盟会发动和领导革命时期； 1912年后组建中央政府和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时期。 6个阶段为： 从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起至1900年11月兴中会领导的惠州起义失败，此为辛亥革命的最初酝酿阶段； 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到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前，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兴起阶段； 从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至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前夕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阶段； 从1911年10月武昌首义至11月下旬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省区宣布起义或独立，为辛亥革命运动的高涨阶段； 从1911年11月下旬，光复的各省都督代表在汉口举行会议筹组临时政府至1912年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之前，为辛亥革命运动的胜利阶段； 从1912年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解散至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是辛亥革命运动由胜利到失败的阶段。 从整个革命运动的进程银空看，斗争是异常复杂和曲折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有过胜利的亢奋和喜悦，更有失败的悲愤和痛苦。胜利和失败都来得很迅速，说明当时中国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两种势力、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斗争极其尖锐和激烈。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不成熟，革命派的力量十分软弱，不能在极端复杂和困难的环境下战胜敌人，在推翻封建帝制之后未能把政权巩固起来。革命的果实被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篡夺，革命以失败告终。然磨搏樱而，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作为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的历史功绩是永存的。 武昌首义，革命在祖国中部开花。此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象一条破船似的清王朝在绝望中挣扎了几下，终于沉没在辛亥革命的巨浪之中。 为什么辛亥革命在祖国中部的在武昌爆发？有的说这是因为武汉为九省通衢，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重要；有的说功在新军的哗变；有的说武昌起义得益于瑞澄的出逃；有的说武昌起义爆发应归之子张之洞的治鄂，甚至要给张之洞在武昌树铜像。这些说法或多或少涉及了一些事实，但有的失于偏狭，有的不无错舛。其实，在武昌起义之前，革命派在华南、西南等地举行过十次起义，武昌起义较之这些起义，不同之点在于它取得了胜利。这样，历史需要我们溯往深探的，不只是武昌为什么会爆发起义，而更在于武昌起义为什么能够取胜？ 武昌起义的胜利，决非侥幸的偶然事件，其内因深藏于武汉地区的政治经济力量之中。从武汉本身而言，直接的原因是：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长期在武汉进行革命发动，革命思想深入人心；组织上造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并最终掌握了颇大一部分新军武装，革命力量相对强大；革命党人选择了有利时机，进行了关键性的决战。这一系列深刻的内部因素所凝集的历史合力，形成了武昌起义这一场埋葬清王朝的“地下核爆炸”。同盟会的领导人曾发动过多次起义，但他们主要是从外部，如香港、越南等地临时输入革命力量，到广州、镇南关等地起义，这种外铄式的革命因缺乏“内在基础”，形成不了力量优势，均告失败。同盟会、光复会领导人也曾运动革命，在内地积蓄革命力量。但起义时，因内部因素不够深厚，莫不失败。武昌起义则是一场内爆型的革命。它是本地区厚积内部力量，在地表下形成熔岩，终于涌出地表，引起了火山爆发。具体地说： 第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祖国中部造就了新的革命政治力量。清朝末年，列强的经济渗透，洋务派的建厂开矿，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使武汉经济结构发生了遽变。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初步发展为基础，两湖地区在祖国内地当时巳成为革命思想传播较快较广的地区。在上世纪末，张之洞督鄂时，在武汉地区大兴洋务，其根本立脚点乃以“忠孝为本”、“中学为体”，旨在维护和加固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但他办厂矿、练新军、兴学堂和派遣留学生，却在客观上为武汉地区先进分子接触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湖北地区迅速地形成了一个数以万计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他们迥然不同于满口“子曰诗云”的旧式文人，他们探索新知识、新思想，不少人牢固地树立了“革命排满”、“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成为湖北地区革命政治力量中的骨干。湖北留学生在1906年就达到一千三百多人（占全国四分之一），为全国之最。其中不少人在海外沐浴欧风美雨，亲炙孙先生教诲，走上了革命道路。 湖北早期的革命者和进步分子，如吴禄贞、傅慈祥、戢元丞、刘成禺、李书城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和孙中山发生联系，有的人在日本或欧洲和孙中山的接触中，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洗礼，对孙中山蹑而从之。这些留学生以成百上千册的革命书刊，如《猛回头》、《警世钟》和《民报》播发在武汉，使广阔的江汉大地上形成了一股革命的思潮。 湖北的革命组织从早期的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到辛亥革命时的文学社、共进会，都受过孙中山的思想影响。当1905年孙中山、黄兴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时，湖北留学生大批入会。同盟会多次派人在湖北发展组织，并和湖北的日知会等团体建立密切联系。 湖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包括武装起义，也都受到孙中山的关注。1899年孙中山和陆皓东从广东结伴北行，其目的就是要“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势。”辛亥武昌首义前夕，孙中山正在美国为武汉发动起义筹款三十万元，但他募捐未果，武昌起义已发生了。当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典华城看到报纸上“武昌为革命党占领”时，马上赴欧洲从事外交活动，以争取国际上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同情。 孙中山虽未亲历武昌首义，但他的革命思想构成了起义的灵魂。正如张难先先生所云：“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相，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从之……此实当日普遍情形。”孙先生自己也说：“武昌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 第二，湖北革命党人长期楔入新军，联络会党，在秘密状况中掌握了相当实力的武装，为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创建于1896年的湖北新军到辛亥时，总计一镇、一混成协，约一万五、六千人。新军教习洋操，装配洋枪，本是巩固清政府在湖北统治的得力工具。革命党人在长期流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因此潜入新军，作艰苦的工作，发展革命力量。1904年，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成员刘静庵、吕大森、张难先、曹亚伯、胡瑛等就从军入伍，后来“秀才当兵”、“留学生从军”亦大有人在。革命党人进入新军后，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在辛亥革命前，秘密参加革命组织的革命党人和革命同情者占新军三分之一，达五、六千人之多。武昌首义时最先发难的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达一百多。南湖炮队第八标、混成协辎重一队、工程一队等，革命党人都占有优势。因此，湖北革命党人在革命时机来临时，就不是处于赤手空拳的窘境，而他们所具有的民主思想又使他们的行动高于旧军队的闹事和哗变。他们是在革命思想的指引下，依靠手中的武器，充当了清王朝的掘墓人的。 第三，两湖地区阶级矛盾的激化推动革命党人看准革命时机，锐意犯难进击，自觉协同战斗，表现出历史创造者的主动性。 本世纪之初，两湖成为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地区。人民群众不能照旧地生活下去，反抗斗争风起云涌。1910年，两湖地区人民抗粮、抢米风潮多达五十多次。革命党人越来越感触到在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发动革命的紧迫性。1911年春，黄兴直接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武装起义的重心北移。武汉革命党人看准了时机，发挥了革命主动性，亟谋在长江中部发难。这年秋天，武汉的两个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推翻清廷、实现共和的共同战斗目标下，实现了联合。两组织开联合会于雄楚楼十号刘公宅，公推文学社首领蒋翌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首领孙武为参谋长。总指挥部设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总机关）内。会上并议决派居正、杨玉如赴上海，敦请黄兴、宋教仁等人来汉主持大计。当此时，四川保路风潮高涨，清廷决定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第十六协之三十一标、三十二标入川镇压。潜藏在新军中之革命分子将被调离湖北，这是不利于革命党的起义行动计划的。于是在9月24日，两团体骨干六十多人又在胭脂巷召开大会，议定提前于旧历八月十五（即1911年10月6日）发动起义。一时武汉三镇风传“中秋节杀靶子”，清朝湖广总督闻讯，加强戒备。而革命的准备工作又未告竣，以致起义未能如期发动。 10月9日上午宝善里炸弹案发生后，敌人侦骑四出。当天邓玉麟立即从汉口渡江至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将宝善里十四号孙武被炸情况告知蒋翌武和刘复基等人，并表示今晚非起事不可，否则，明日又不知要牺牲多少同志。蒋翌武当日才从岳州返汉，经过讨论后，他表示：“再无别法，只有提前干，或可死中求生。”于是在10月9日下午五时以总司令名义于小朝街八十五号发出了“本军今晚十时起义”的命令。不料事泄，彭楚藩、刘复基等被捕，蒋翌武逃走。起义命令未能顺利送到南湖炮队，南湖信炮未发，武昌城内外各营无法响应。10月9日晚起事的计划便未能实现。但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所发出的起义命令，已把散布在武昌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紧张地动员起来，他们盘马弯弓，执戈待命。10月10日凌晨彭、刘、杨三烈士被杀害，革命党人迅速传递消息，相约发动起义。当天傍晚工八营打响第一枪后，革命党人闻风响应，一起动作，形成了浩荡的革命大军。 在起义指挥部不健全、起义领导人不在现场、起义日期又多次变更的不利情况下，革命党人却相率应命，主动响应，高度地发挥出了革命首创精神，这是十分可贵的。他们中大多均为不见经传的“个人物”，但就是他们勇敢地挑起了历史的重担，在首义的火光中闪现出高大的雄姿。 第四，不失时机地作出了攻打督署的正确战略决策，并全力以赴地克敌制胜。当起义大火熊熊燃起时，清朝湖广总督瑞澄和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此时还依仗手中掌握三千人的军队、两千人的警察，妄图固守督署，作垂死挣扎。在这个关键时刻，革命党人作出了攻坚摧敌的正确决策，决定向清廷在华中的首脑机关——督署发起总攻击。 10月10日晚十一点，进攻的战斗开始打响，民军虽因兵力不足，无功而返，但毫不气馁，决意继续进击。晚十二时后，民军又发起进攻。第三路之熊秉坤部，担任正面进攻，挺进至保安门正街，遇敌伏击，马荣、熊秉坤等组织敢死队百余人，力挫敌锋，一举攻夺保安门。第一路民军攻势亦凌历，迅克紫阳桥，越过王府口，与敌激战于长街旁（临近督署）之大都司巷。民军拚死占据大都司巷，逼敌退至督署东辕门。此时南湖炮队已进城，并在中和门、蛇山上建立阵地，发炮袭击督署。署中官役惊恐万状，多越墙而逃。残余敌军固守督署辕门。民军勇士王世龙取煤油、木柴，跃上钟鼓楼亭放火，火势大作，照亮督署前旗杆，民军炮队得以瞄准射击，轰毁督署房屋多处。民军十余人冲进辕门，被守敌排枪所阻。民军又一勇士纪鸿勋提煤油一桶，跃入督署厅旁放火。火势燎及大堂，残敌见巢陷穴崩，作乌兽散。总督瑞澄早已派人打穿督署后面围墙，仓皇出逃，登上楚豫号兵舰。10月11日拂晓，民军通过竟夜苦战，占领了武昌全城。从工程营发难，到此时还不过十二小时。 如果仅从人数对比来看，二三千人的革命军面对五千人的反动军队仍处于劣势。但革命军奋力崛起，一鼓作气，而清军则猝不及防，军心涣散。兵力、军心、民气及战略措施的正确等一系列因素。使民军终于克敌制胜。 当然，当我们着力分析武昌首义胜利成因的直接因素时，切切不可忘记武昌起义的胜利不是孤立的，它是在全国革命时机成熟的广阔背景下取得的。如果没有黄花岗起义和保路风潮所激荡起的革命运动的高潮，如果武昌起义得不到全国各省的应援，起义是不可能胜利的。至于武昌首义战果的巩固，没有全国的支援更是不可想象的。 同时，起义也得益于武汉九省通衢和中原重镇的战略地位。清代末世，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城市。武汉的经济和交通等条件使它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革命力量的集结。革命党人发难于此地，声播遐迩，在全国范围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综上所述，武昌首义的胜利是武汉地区和全国各省多种因素所形成的革命合力所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