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捻军起义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1851年（咸丰元年）到1863年（同治二年），其领袖是张乐行。后期从1863年到1868年（同治七年），到1866年（同治五年）以后又分为东西两路，赖文光是东捻军领袖，张宗禹是西捻军领袖。张乐行、赖文光和张宗禹，是捻军起义在两个时期和三个方面的代表人物，结合他们的历史事迹，这里将捻军起义的产生、发展和败灭的全程，作一全面的概括的叙述。张乐行和前期捻军捻军的前身是捻党。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在安徽、山东、河南和湖北四省边区，就已出现了捻党的活动，这是一种反对地主、官府的贫苦农民的组织，他们集合起来，打劫当铺和盐店，攻掠官吏和地主，进行杀富济贫、抗官杀差和围城释囚的斗争。他们活动的特点是：“居则为民，出则为捻”（《汇陈查办圩□折捻匪折》。《曾国藩全集》世界书局版，第二册，第781页。），即集中成捻，分散回家为民，是一种不定型的半武装组织。捻党的首领，初称“响者”（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同治刊本，卷三，第9页。），后称“捻首”，多是行侠尚义、打抱不平的人物。可以说，捻党是一种公开的反清结社，到了太平天国时期，农民运动的捻党，才发展成为武装起义的捻军。张乐行即张洛行，淮北亳州雉河集（涡阳）张老家村人，1810年（嘉庆十五年）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里，他在年青的时候，在地方上贩卖私盐、聚众抗官，是清吏经常追捕的对象，遂成为著名的捻首。1851年淮北一带已是村村有捻，庄庄有捻，各州府县都有捻党活动，张乐行和龚得树等人，就曾结捻聚义，破仓分粮，他们军队曾经攻破河南永城，这就是捻军起义的正式揭幕。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以后，派遣林凤祥、李开芳率师北伐，这支部队路过淮北，于1853年（咸丰三年）6月7日占领雉河集，在北伐太平军的直接推动下，张乐行和永城冯金标、亳州朱洪立等十八个捻首，在雉河集山西会馆里□血为盟，树立黄旗，号召农民起义，他们自称“十八铺聚义”，推举张乐行为盟主，这是捻军起义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捻军起义以后，清政府派前漕运总督周天爵，工部侍郎吕贤基和给事中袁甲三等赴皖攻捻。这时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正在进入高潮，地方性的农民起义遍地而起，清王朝虽到处催饷招兵，还是难以扑灭势如燎原的革命烽火。不久，周天爵吓死在宿州王市集，吕贤基被太平军击毙于桐城，只剩下一个袁甲三到处流窜，仅足自保。1855年（咸丰五年）秋天，各路捻军齐集雉河集，在山西会馆里举行了有历史意义的“雉河集会议”。会议决定：各路捻军统一编制，以张乐行领黄旗，龚得树领白旗，韩奇峰领蓝旗，苏添福领黑旗，侯士伟领红旗，是为捻军的五大旗。另外，河南夏邑黑旗捻首王贯三来会，是五大旗之外另一具有相当实力的友军。会议公推张乐行为“大汉盟主”。据说捻军曾经建立国号为“大汉”，张乐行曾称“大汉永王”或“大汉明命王”此为孤证，亦不可信。从现在发现的史料唯册肆来看，“大汉盟主”之说是可以信赖的。会议用大汉盟主张乐行的名义，发表布告，祭告天地，颁布行军条例，确定军事纪律。除了五大旗以外，由于人数众多，又扩充为各种镶边旗，八卦旗，水花旗等，各种旗色的捻军及其首领，都得到了适当的番号和职衔。这次会议，使捻军由分散走向统一，由半农民半武装状态，发展成为一支正规的农民起义军。1857年（咸丰七年）太平天国经过“杨韦事变”以后，石达开把安徽战指轿场上的太平军精兵战将带走，致使陈德才和张朝爵困守安庆，李秀成困守桐城，陈玉成虽然活跃，同样无力挽回劣势。从捻军方面说，河南巡抚英桂和袁甲三率清军从河南归德南攻，两次占领雉河集，张乐行不得不率部南征，在豫皖交界的三河尖栖止。就在这江南的太平天国和淮北的捻军，都感到力量孤单、难抗强敌的形势下，天王洪秀全决定转变政策，采取了联合捻军的正确的战略方针，他命令李秀成通过李昭寿和捻军的旧关系，与捻军进行谈判，达成了两军联合作战的协议。这年三月四日，太平军和捻军会师于霍邱城外，捻军蓄发，受印信，改换太平军旗帜，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和领导，捻军领袖张乐姿毕行被封为征北主将，苏添福被封为立天侯，张龙（后来叛变）被封为钟天福，张宗禹被封为石天燕。两军结合以后，张乐行军与陈玉成军配合，曾在河南固始和安徽颍上等地作战，捻军后来被胜保和袁甲三清军围困在正阳关，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不得已于这年十月弃关南走，到达太平天国区域前沿的六安驻扎。这年旧历年关，捻军在六安发生内讧。以绰号“饿狼”的刘永敬和绰号“小白龙”的刘天台二人为首的蓝旗将领，自恃实力强大，反对和太平天国联合，不服从张乐行的统一指挥，有的人擅自率部北归，捻军内部的团结受到威胁。而张乐行和龚得树则坚决主张和太平天国联合，反对分裂。于是，在盟主张乐行的默许下，龚得树以“反叛”罪名将刘永敬和刘天台处死，蓝旗将领不服，刘天福和刘天祥等率部北归。从此，捻军分裂为淮北和淮南两个部分，淮北捻军向山东和河南远征打粮，淮南捻军继续和太平天国联合作战，这就是捻军史上的“刘饿狼事变”。1858年（咸丰八年）5月24日在胜保清军的进攻下，六安失守，张乐行率捻军由淠河北上，再沿正阳关水路东下，占领怀远、凤阳府县二城和临淮等地，建立基地，是为捻军在淮河中游的割据时期。在这里，捻军与太平军吴如孝部合作，继续与胜保、袁甲三的清军和苗沛霖团练作战。1860年（咸丰十年）2月21日，捻军李大喜和张宗禹部一举占领苏北重镇清江浦（淮阴），是为捻军史上的“打清江、破淮城”。战后，太平天国对张乐行由征北主将晋封沃王，其全衔是“殿前北方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沃王谧千岁”。1861年（咸丰十一年）9月，安庆失守，曾国藩的湘军反革命气焰大张，淮南各州县多被清军占领，安徽太平军与天京的联系通道被切断，张乐行部困守定远，陈玉成部退守庐州（合肥），他们无法南归，只好北上，向正在抗清的苗沛霖团练靠拢。这年年底，张乐行部假道苗练区，北归颍上，陈玉成部也拟假道寿州，北征中原。1862年（同治元年）2月，陈德才和赖文光奉陈玉成命令，率领一支三万人的军队，从庐州北上，是为西北太平军的由来。此军到达淮北后，曾与张乐行捻军、苗沛霖团练联合，进行颖州（阜阳）战役。3月，胜保重来淮北，勾结苗沛霖叛变，陈玉成也在寿州被苗沛霖俘获，西北太平军北入河南而去，淮北地区的形势严重恶化，整个长江北岸，只有张乐行一支孤军，在雉河集地区依然坚持着，成为仅有的一块农民根据地。1863年（同治二年）的年初，清王朝僧格林沁的内蒙古马队，在打败了鲁西北白莲教军，和河南归德的金楼寨军以后，开始从 河南南攻，企图扑灭捻军。3月，张乐行在强敌压境的严重局面下，未能率军远征，反而在极端愤怒的情绪支配下，采取了与敌人进行决战，硬打硬拼的错误方针，他以全部捻军二十万之众，与僧格林沁的军队大战于雉河集郊外，结果，捻军大败溃散，太平天国沃王张乐行被清军捕杀于亳州义门集附近的周长营，其他重要将领如苏添福、赵浩然和刘学渊等，被俘的被俘，战死的战死，捻军主力覆没了，捻军基地雉河集和尹家沟失守了。前期捻军战争的失败，使僧格林沁的军队兽性大发，大肆烧杀抢掠，仅以张乐行的故乡张老家村而论，从今存的张家族谱中可以看出，张乐行的上一辈老人、同辈兄弟和晚辈子侄，整整三代，很多人家被杀得断门绝户。由于起义的失败，淮北人民遭到了残酷的屠杀，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前期捻军斗争结束了。赖文光和东捻军赖文光祖籍广东嘉应州，他是客家人，于1827年（道光七年）出生于广西桂平。他原来是太平天国的将领，曾经参加过金田起义，天京建都以后，先在朝中任文官职务，后来弃文就武，到安徽前线成为英王陈玉成的部将，他曾经参加西征战役，在湖北镇守黄州，与淮北捻军张乐行部，有过初步的接触。1861年安庆失守以后，赖文光随陈玉成退守庐州，这年冬天，他以军功晋封遵王。1862年他作为西北太平军的主将之一，与扶王陈德才、祜王蓝成春等，率大军向西北远征，经淮北，向河南，入陕西，促成了西北回民起义在渭南的揭幕。又与川滇农民军蓝大顺部在汉中会师，使太平军人数突增至十余万，声势大振，成为太平天国在西北的劲旅。这期间，他与在豫西地区活动的任化邦和张宗禹捻军，成犄角之势，并曾经联合作战。1864年（同治三年）7月，天京失守前夕，西北太平军和捻军的联合部队，正被僧格林沁和官文的清军，阻击于鄂东麻城地区，不能东下解天京之围。天京失守消息传来，这支联军大受影响，士气低落，全军面临着崩溃的险境。不久，扶王陈德才兵败自杀于霍山黑石渡，□王蓝成春被叛徒出卖殉难，启王梁成富率部退往甘肃阶州（武都），赖文光、张宗禹和任化邦等军也败走豫南。在这关键时刻，赖文光挺身而出，将几万留在江北的捻军，与少量保留下来的太平军，进行合并改编。赖文光与张宗禹、任化邦、牛宏升等共同立下了“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赖文光自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第863页。）的誓言。捻军接替了太平天国的未竟事业，使中国大地上的农民抗清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遵王赖文光领导下的后期捻军，易步为骑，组成庞大的骑兵队伍，以流动作战为主要的制敌战法，战斗力大大地增强，连战皆捷。1864年8、9两个月内，一败僧格林沁追军于湖北罗田滕家铺，杀清将徐连□等，二败僧军于河南罗山苏家河，败清将成保部；三败僧军于罗山永安砦，杀都统舒通额等；四败僧军于光山人和砦，杀清将巴扬阿等。连续几次大胜，使捻军军心开始稳定下来，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1865年（同治四年）5月18日，捻军用千里急行军设伏歼敌的战法，在山东菏泽高楼寨，一举消灭了清王朝在北方的劲旅——僧格林沁的马队一万一千余人。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额尔经厄等重要将领和一些文职官员，全被击毙。这次大捷使清廷大骇，连忙调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率湘淮军北上攻捻。曾国藩接任后，一反过去僧格林沁“狂奔穷追”的战法，采用“重点设防”、“布置河防”和“查圩”等新的战术方针，在安徽临淮、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和江苏徐州四个地方，设置重兵，广储弹药和粮草，另在安徽庐州、山东兖州、河南归德等十三府州之地，只驻扎少量清军。这就是重点设防区和次重点设防区相互结合，企图“变尾追之兵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另外，在运河，沙河和贾鲁河等河岸上，驻扎军队，构筑长墙工事，以阻击捻军，这是由“点”发展到“线”的防御，即所谓“布置河防”。所谓“查圩”，就是以地主团练在农村实行坚壁清野，进行清查和登记，实行连坐法，以切断捻军和人民的联系，肃清所谓后方。军事布署既定，曾国藩乃以徐州为大营，坐镇指挥，以逸待劳对付捻军。但是，赖文光领导的捻军，是只走乡村不攻城市。清军在城里驻扎，捻军在农村流动，各行其是，而捻军斗争却日益发展起来。捻军以马队为主，行走极速，动辄数百里，在军事上相当主动，把曾国藩的沙河、贾鲁河、运河防线相继冲破。曾国藩的“重点设防”等战术遭到破产，加以湘淮军之间的矛盾，湘淮军与东军、豫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湘淮军官兵之间的厌战情绪日渐高涨，使曾国藩指挥不灵，屡次战败。“山东、河南民士习见僧王战者，皆怪国藩以督师大臣安居徐州，谤议盈路。1866年（同治五年）的秋天，捻军在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以后，为了在四川建立一个像太平天国那样的农民政权，遂在河南许州举行会议，决定将捻军分为两支：一支由遵王赖文光和鲁王任化邦率领，留在中原地区继续坚持斗争，是为东捻军；一支由梁王张宗禹和幼沃王张禹爵率领，“前进甘陕，往连回众”，是为西捻军。东西两支捻军结为，犄角，互相应援，以掀起华中和西北地区抗清运动的高潮。与此同时，曾国藩下台，清廷改派李鸿章和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分别攻打东捻军和西捻军。东捻军此际声势正壮，于这年11月在湖北安陆府（钟祥）臼口镇，活捉清提督郭松林，击毙总兵张树珊，又一举消灭了湖北巡抚曾国荃的新湘勇六千人。1867年（同治六年）2月19日，捻军在安陆府臼口镇尹隆河，将淮军刘铭传部围住，击毙其总兵唐殿魁等，获得大捷。不料湘系鲍超部清军，猛攻东捻军之背，使大胜变为大败，这一役虽然是“淮军未有之挫”，给李鸿章以极大打击，但东捻军本身亦损失惨重，折损两万余众。战前，赖文光对捻军将士们说：“今日斩刘（铭传）捉鲍（超），长驱西上，一入四川，据巴蜀之利；一上荆紫关，合张总愚（宗禹）攻陕西，洪大王事不足为也。”（《湖北通志》，《捻军》第三册，第186页。）然而，由于此役之败，赖文光仓促北撤，放弃了入川建国的战略计划，把流动战术变成了流寇主义，这是十分可惜的。6月，东捻军由湖北，经河南，越贸鲁河和黄河而入山东，直指烟台。清道员潘□勾结英法侵略者，联合防守烟台，清廷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连忙从天津派出洋枪队渡海来援。这时，李鸿章已在构筑胶莱河工事，准备把东捻军围歼在滨海区。赖文光闻讯，遂立即撤军而西，8日突破所谓胶莱河防线，进入鲁中地区。当东捻军拟突破运河防线，再入河南时，清军在运河西岸构筑的长墙工事已经完成，加以大雨连绵，黄河水位突然上升，清军追击部队增多，东捻军中计陷入圈套，被围困于北有黄河，南有六塘河，西有运河，东有胶莱河的四方形地区里，无力突围而出了。11月间，东捻军一败于潍县松树山，再败于赣榆地区，鲁王任化邦阵亡。12月初，在寿光南北洋河和巨□河之间，两军进行决战，东捻军大败，主力伤亡殆尽，主要将领如首王范汝增、荆王牛宏升等相继战死。赖文光率领残部千余人，南走突破六塘河防线，沿途曾多次抢渡运河均未成功，只有继续南行。1868年（同治七年）1月5日，到达扬州东北湾头瓦窑铺，为淮军吴毓兰部击败，赖文光被俘，10日英勇就义于扬州。东捻军还有几百人从这里渡过运河，进入安徽，旋亦被扑灭，东捻军的抗清斗争，至此宣告结束。张宗禹和西捻军张宗禹是张乐行的远门族侄，别号“小阎王”，安徽亳州雉河集张大庄人。他是一个农村知识分子，据说“备战有暇，手不释卷”，这是一位“婉和寡言，俨若静女，处事果断，遇敌英发”的农民将领。咸丰初年，张乐行在淮北结捻聚义时，张宗禹年纪尚轻，为黄旗中一般捻首。1857年开始独领一军，转战于淮河两岸，曾被太平天国当局封赠为“太平天国御林真忠报国石天燕”。1860年与李大喜合领三万人出征苏北敌后，获得清江浦大捷。1862年春天，张宗禹和任化邦奉张乐行之命，率领一军远征，到达豫西，和西北太平军配合作战。1863年初期捻军战事失败，陈玉成和张乐行先后殉难，于是张宗禹和任化邦的捻军，就成为后期捻军的基本力量。当僧格林沁的军队离开淮北，前往山东时，他率部趁机回到雉河集，把张乐行的余部收拢起来，又亲手处死了出卖张乐行的叛徒李勤邦等，为他的叔父老沃王报了仇。1864年天京沦陷以后，张宗禹和赖文光的两支大军正式合并于豫南。张宗禹在这期间，也以战功而被赐封为梁王。1866年10月，捻军在河南许州分军为二，互为犄角，共抗强敌。张宗禹和幼沃王张禹爵，淮王邱远才等率西捻军入陕，计划联合西北回民起义军，掀起西北地区抗清运动的高潮，张宗禹就是这一支大军的最高领导人，这是西捻军在西北和华北独立作战的时期。西捻军以六万之众，于1867年1月，在西安以东的灞桥十里坡，一举消灭了陕西巡抚刘蓉的湘军，杀提督萧德扬和杨德胜等，取得了入陕的第一次胜利。十里坡战役后，清廷连忙派左宗棠为钦差大臣，负责入陕攻捻和攻回军事，但这时东捻军正在湖北作战，左宗棠被阻于汉口，无法西上，只好派部将刘松山率其楚军入陕，于这年旧历年关到达西安。2月，西捻军与刘松山部大战于西安郊外，西捻军失利，遂渡渭水而北，原拟与西北回民军联合抗清，但却未能很好地联合起来，甚至还发生过一些不必要的龃龉。10月，西捻军进军陕北，在中部大败刘松山军，杀其将李祥和，并在宜川云□镇建立了一个临时基地，驻兵把守，屯积军资，然后以主力入陕北，连占绥德、安寨、延川诸县城，取得陕北战役的胜利。12月，张宗禹在绥德得到东捻军紧急求援信，知赖文光、任化邦等在山东运河东岸陷入敌人重围，为了实践“誓同生死，万苦不辞”的诺言，张宗禹决定率西捻军深入北京畿辅地区，冒极大的危险，以深入虎穴的姿态，把所有山东战场上围困的清军，吸引到自己的身旁，以解救东捻军的危局。1867年12月，西捻军张禹爵率领突击队，乘夜由陕西宜川壶口，踏黄河冰桥而渡过，击败了山西巡抚赵长龄和河防守将陈□的守军，迅速占领山西吉州，经乡宁、临汾和垣曲等地，越太行山、王屋山从小路而入豫北济源，再由怀庆、新乡等地入冀南，复沿河北中部连夜北上。这支大军极其神速地经顺德、保定和易州，一直到达北京近郊的芦沟桥，继北伐太平军之后，清王朝又一次陷入了兵临城下的危境。京师危急，这就使一切反动派都忧心如焚，清廷以各路统兵大臣勤王不力，而将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严加申饬，湘军、淮军、东军、豫军、皖军等清军统帅，都慌了手脚，他们日夜北驰，进京勤王，其中只有山东巡抚丁宝桢的东军跑得最快，他几乎与西捻军同时，狂奔到北京郊南仓惶布防。但是西捻军来迟了。当这支大军到达豫北之后，东捻军业已覆没于扬州，遵王赖文光和鲁王任化邦已经殉难，但张宗禹无从得到确信，继续北进，这就使正确的战略变成了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西捻军到达芦沟桥时，以大雾迷漫，行军不便，临时决定延期对北京举行围攻，时间过了两三天，而各路清军业已云集京师内外，失掉战机，遂使西捻军处于敌人四面围困之中，只得突围南下。西捻军是英勇善战的。1868年3月，经过冀中破围苦战以后，幼沃王张禹爵牺牲，这支大军又重归豫北，并于4月间从山东东昌李海务渡口抢渡运河而东，进入直隶山东交界地区，打算在这个地区筹粮、扩军、休息和整顿。在这里，西捻军曾几次沿运河北上进攻天津，但为清廷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洋枪队击退，遂在渤海之滨暂时休整军队。当西捻军进入直东战场后，李鸿章立即用围歼东捻军的方法对付西捻军。清军在运河西岸构筑长墙工事，把黄河北岸船只一律南调，在天津以南的减河，同样构筑工事，并由淮军、东军和洋枪队等分别把守河防，又派出部队进入直东地区为游击之师，与西捻军周旋。7月，清军河防工事落成，适逢大雨连绵，黄河、运河水位上升，加以这里河流纵横，地势低洼，顿成泽国。对于西捻军的马队来说，地区的缩小和泥泞的土地是极其不利的。而且清军频繁的阻击，地主团练封锁村寨，使农民军无从得到农民的援助，粮食问题日益严重。7月26日商河大战，31日济阳玉林镇大战，在这两次决战中，西捻军损失惨重，妇女、儿童和辎重，以及大批人员的被俘、被杀和散失，使它的主力覆没了。它曾经多次抢渡运河，始终未能如愿，只留下数千残军，在张宗禹的率领下，作最后的苦斗。1868年8月16日的山东茌平南镇之役，是捻军史上的最后一战，这一次西捻军全部被击溃，张宗禹部下的将领和他的家庭成员全部壮烈牺牲，只有张宗禹本人率十余骑突围而出，走至徒骇河边，他本人“穿秫凫水，不知所终.西捻军的覆没和张宗禹的失踪，标志着从咸丰初年起义以来，转战北中国各省的捻军战争的结束，这次农民起义终于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