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发展经济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被引进我国，在很长时期内，这门被为数甚少的国人所知晓的经济学科，却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一阶段结构主义学派提出的理论与政策建议，不仅成为不少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而且曾经是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的一些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指针。在中国，以苏联体制为蓝本而建立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在50年代中期以前尚能适应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因而为推进工业化和建立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但在50年代中期之后，国民经济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波折，除了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模式所固有的体制僵化和效率低下等根本性的缺陷。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自那时以来，中国20多年持续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得以加强，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幅度的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转变，除了在长期实践中人们逐渐意识到传统计划管理体制的严重弊病，因而普遍提出了要求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之外，客观地说，在外部因素方面，还与发展经济学内部所发生的理论与政策上的改弦更张，以及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取得成功所带来的强烈的激励效应有关。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是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更为贴近，所以中国需要发展经济学，那么可以更进一步地说，正因为中国实现了成功的改革与发展，因此发展经济学更需要中国。中国是春敬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它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位于亚洲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为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中国有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发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和地区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甚至经济行为。在这种背景之下，政府干预不是在纠正“市场失灵”和补充或替代“市场缺失”与“市场不完善”的意义上体现出它的效力，而是因为政府干预同东亚特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近代史上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摆脱了殖民统治，中国的贫困落后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不仅养活了世界1/4的人口，而且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国民生产总值居于世界第8位的强国地位，但中国从总体来看仍然保持着作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特征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背景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始终同经济转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改革”、“发展”、“稳定”成为贯穿整个过程的不可分离的三大目标。而中国加入WTO又是在市场体制仍未完善的前提下迈出这一步的，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中国的案例是发展经济学家们未曾遇到过的，人们所达成的共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远未达到完善程度，经济转轨过程也远未完成，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特征都表现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分析中所依赖的范畴、命题以及基本假设条件在某种程度上的偏离，因此，在探讨中国扒颤慎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必须修正原有的假设条件，提出新的假设条件或增加附设条件，使之与中国的现实相适应。总之，对于推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来说，中国的案例不仅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而且具有理论上的挑战意义。事实上，国内外不少学者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问洞芦题时提出了不少新的范畴和命题，并且以中国为背景修正了某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条件，为发展经济学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远远不够，中国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还有待于总结。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将会成为国际发展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其理由，除了中国在经济发展实践和政策操作上的巨大成功具有世界意义这一点之外，还在于经济理论所固有的追求完美性的倾向。虽然经济理论往往滞后于现实，但经济学家有着追求其理论普适性的强烈愿望，这种意向在包括诺贝尔奖获奖者在内的经济学家大家们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迄今为止的53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中，本人就是发展经济学家或者从事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就有10多位，其中如缪尔达尔、刘易斯、舒尔茨、斯蒂格利茨等人正是在亲临发展中国家并从事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才完成了他们的理论创新。多年来，一大批一流的经济学家纷纷涌入发展经济学领域，并在其中展现其才华，将他们提出的新理论放到发展中国家来检验，以验证其理论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意义。这种对理论创新的追求，也促成了发展经济学的长足进步。可以预料，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一定会为丰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宝库作出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