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作为一个研究角度，是伴随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而来的。阿尔蒙德于1956年8月在美国《发表的“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首先采用了这一提法并加以界定，此后为政治学界接受并为众多学者用以分析政治体系中的政治行为及其变迁。关于概念的理解虽有差异，但一般都是指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及其过程所大体持有的政治态度、情感、价值等方面的综合意识指向，也可以完整地表述为，政治文化是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而相对稳定地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系统及其运作层面的观念依托。由此可以进一步认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指中国所特有的、在过去产生、经过了历史的社会化过程、至今仍然在政治生活中活着的东西，是相对稳定地积淀在中国民众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是中国政治系统和政治运作层面的依托。寻求文化的由来，探究政治文化的根源，不能不追问反映着生存样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有文化价值观念的育成与演化，以及人类主体精神活动的可能性空间都可以从中找到解释。中国政治文化来自于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归纳起来，影响着中国政治文化性状的主要因素有四，一是小农自然经济方式，二是宗法族制的社会构造，三是国家意识形态化的儒家学说，四是国家制度和权力阶层的支配与匡约。它们结成互为依存、相互支持的政治生态系统，成为育化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土壤。按照经典政治文化的分类标准，可以说中国属于依附型政治文化，积淀于国民心理层面的政治价值意识与行为习惯取向所展示的政治文化特征主要是：家长本位的政治文化；权力崇拜的政治文化；潜规则的政治文化；以及均平取向的政治文化。作为一种主观理性存在，家长制体现的是在政治生活的序列中，人们自上而下拥有绝对权力而无相应的义务；由下而上只有绝对的义务而无相应的权利。与家长制相映随形的，是中国特有的礼制秩序或伦理角色定位系统。五伦三纲既是一种礼制秩序，又是一种角色规范，从而固化了家长本位的政治文化。由于政治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所以家长的全能地位就必然造就出权威主义人格：以己为政治序列中的原点，对下位是颐指气使的主子，而对上位则是卑躬屈膝的奴才。具体来说，家长制导致的权威主义人格主要表现为皇权崇拜意识、虚饰好伪倾向和奴性仆从习惯。权力崇拜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取向，其存在前提是政治的泛化，即是说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一体化。在这种环境中，国家政治功能无限膨胀、无限覆盖，而社会自主空间则极度狭小和社会经济功能微弱。在这一政治是一切、一切是政治的社会中，权力当然成为最活跃、最有价值的生存工具和生活杠杆，这一点清楚体现于王权时代权力与特权、权力与土地、权力与工商、权力与读书等多重关系之中。以封建皇权为尖顶的金字塔型官僚体系按权力大小和官位高低进行社会资源分割的现实，成为对于社会成员的直感刺激，由此在社会成员中形成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意识。其源远流长的影响在当代的依稀反映是：依然超常的权力支配空间；卖官鬻爵的官场腐败，以及名人入仕的激励传统等等。潜规则这一提法是针对正式规则即由官方明文规定的法律法规规章条例以及种种红头文件而言的。这两种规则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经历着两种极为不同的命运。正式规则经过了严肃认真的制定过程，有冠冕堂皇的身份地位，在官场语言和官样文章中连篇累牍耳熟能详。但是这类具有合法性和官方基础的规则条文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归于有令难行、有禁不止的结局。相比之下，非正式规则虽然不成具文，却能深入人心，虽然不登台面，却是约定俗成。它是合情不合法的规矩，是意会而非言传的陋规，是当事者彼此的认可和期待。潜规则深植于中国宗法制度的悠久历史和人情大国的深厚土壤，血缘、学缘、乡缘、业缘四个圈子是其畅行其道的基础依托，人情开道、旁门左道是其基本交往方式，由腐败走向制度失灵是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当人们不否认政治这一事物的利益分配功能时，便会认可均平主义是一种政治观念和实践。均平主义成为一种普遍思潮主要见于两个原因：人之物质本体的存在需求与生产供给缺口的矛盾；由匮乏经济决定的利益分配意识。此外，均平主义在中国的格式化还有一特殊原因，即能满足政治需要。尽管在自古至今的长时段中人们一直孜孜以求去实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均平主义梦想，可迄今所有的实验无不以失败告终。历史昭示，在均平主义和家长政治、特权现象及无政府主义之间存有某种亲缘关系，它一碗水端平的实践不依市场调节而只能靠人为摆布，这就为实施人治、加固集权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理由，其主张从来都是按照三纲五伦角色定位系统将利益分配建立在均平旗帜掩盖下菌生权力阶层相对于平民大众的种种特权，均平主义中还潜伏着无政府主义，这不仅因为人们对均平的要求必然会由经济生活伸向政治和其他社会生活，而且还因为与均平共生的家长政治会制造社会反弹从而积蓄起反抗与无政府情绪。所以在均平主义高调存在的地方，人们完全有理由对集权、特权和无政府倾向保持足够警惕。
